【工学人】为工为国，赤子之心——访工学院力学前辈周光坰先生
世家俊才、初现峥嵘
1919年5月12日，周光坰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家中姐弟四人。父亲周焯从事民族金融和工商业，家境算中等偏上。但周家的孩子们并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在父亲的期望中选学理工农医各科，后来也都投身于科教与工程事业。周焯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将来能自食其力，从事实业，为国家服务。
周光坰在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1935年，他不孚众望地考进成都名校成属联立中学（现石室中学）。自两千多年前文翁在其校址兴办书院、主持讲学以来，这里一直是蜀中开设书院和讲学兴盛之地，亦开川蜀文风之先河。周光坰在这里学习，受益匪浅，因当时正逢抗战时期，一些知名大学以及学者迁至后方，石室汇聚了何其芳、陶世杰、赵少咸等著名教授，周光坰曾受教于这些大学者门下。除日常学习外，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研小组，发表科普短文等。至1938年夏天毕业时，周光坰因品学兼优被免试保送进入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系学习。
西北工学院由战前的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等重新组建而来，其中也包括了当时的北平大学工学院。周光坰在这里受教于著名教育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张国藩教授，张教授在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造诣，为周光坰后来一生致力的学术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1943年，刚刚毕业的周光坰便参与了中国首次自行设计制造螺旋桨木质结构运输机“中运一号”的设计工作，在重庆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度过一段日月。随后，他又赴四川大学工学院担任近三年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协助林致平教授等筹组川大的航空工程系。
1947年，周光坰获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在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导师是J.D. 阿克曼（Akerman）教授，曾担任波音公司的顾问，经验丰富。周光坰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可压缩亚声速流体中后掠机翼的空气动力特征》，在数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在美期间，周光坰还协助德籍R. 赫尔曼（Hermann）教授进行超声速进气道、内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从这位二战期间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那里，周光坰获得了不少关于超声速进气道和热传递的知识。
在异国努力学习与工作、获得越来越丰富成果的同时，周光坰回归祖国报效人民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时，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封锁政策，并禁止一切理工科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经过种种努力，周光坰终于通过从第三国迂回的方法，突破重重阻碍，于1954年底离开美国，取道巴黎、伯尔尼、布达佩斯、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勇担重任、育人不辍
在北京停留期间，周光坰得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正在筹办力学专业，师资极为缺乏。在周培源教授盛情邀请下，周光坰欣然来到北大。
建国之初，流体力学在国内基础尚十分薄弱，教师和教材都极度缺乏。在周培源教授主持下，力学专业从当时的数学专业抽调新生，教师来自物理、数学、工程专业，流体力学课程则请兄弟院校专家担任。1956年9月，流体力学教研室正式成立，周培源教授兼主任，周光坰则肩负起副主任职位，并主持日常工作。针对当时教师来自不同专业而力学方面知识都比较有限的实际情况，周光坰主持举办了边界层理论与低速风洞讨论班，向青年教师介绍当时国外流体力学的最新动态。
1964年摄于北京，时年45岁
亲自站在教学第一线的经历，使得周光坰至今对力学教学动态有着深切关注以及自己的看法。“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流体教师知识面太窄，搞湍流的就只知道湍流，搞边界层的就只知道边界层，这样对自身的成长和学科的发展均很不利。所以我正邀请一些同行编写一部《流体力学发展史》，也许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些好处。”周先生回忆起曾经主编流体力学教材的往事。这本教材于80年代编写出版，当时使用的是前苏联50年代和西方70-80年代的参考资料，至今已经印刷了12版。“它只能代表80年代的水平，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了，流体力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使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应考虑重写或改写该教材，但我已耄耋之年，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在最后一句上，周先生着重了语气，流露出慨然希冀之色，“但愿有几位青年教师甘当此任，我愿与他们共同讨论书的内容和提纲。”他的想法是，应该跟上计算机时代的步调，用新方法来写两本书：一本是流体力学的理论基础，一本是流体力学的计算方法，“这样青年学生到了研究单位，看书也好看杂志也好，接触新的知识后马上能接续起来，只要掌握了基础知识和方法，就能得心应手地工作。”
尽管饱经风霜，周光坰先生的一颗赤子之心仍燃烧着对科学的信念、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母校的挚爱，他希望北大能保持国内“流体力学第一”的地位，更希望工学院能尽好教书育人之责，“我们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
身在书房，心在校园，周先生对外界的风气与思潮了解得清晰。他对部分教师不安心于教好基础课而单纯追求自己学术地位的现象很是反感，认为这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国家。他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开展一些研究工作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教师要有甘为人梯的精神，并以培养出青出于蓝的学生为荣；而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提出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培养学生是为了满足它们的特殊需要，所以二者之间既有相同又有差别。“钱学森先生晚年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大学很多，规模也很大，每年毕业的学生也不少，但相比之下‘杰出人才’却不够多。这的确值得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负责人和全体教师们深刻反省，仔细分析研究并迅速采取改进措施。”对学生和“育人”这件事，周光坰先生可谓是倍加重视，在过去带学生的时候，除了教课、定期地举行实践和探讨，他常与学生多面交流，还带着家境不好的学生到自己家改善伙食，甚至借住。提起钟爱的弟子来，先生语气总是自豪：“他们学术上努力，也懂事有礼貌，给我印象很好。多帮助他们，也是为国家做好事。”
报国追梦、不忘初心
年事已高的周光坰先生，仍坚持着每天的研究工作，思路清晰敏捷一如年轻人。最近，他不仅关注着最新的科研动态，还心心念念着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这个构想并非关乎他个人，更关系着北大力学根基所在，关系着一代力学人血脉记忆里的辉煌。周先生的构想，就是找人写一本关于“现代周-黄湍流模式理论”的书。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是北大力学元祖周培源先生坚持数十年的研究领域，现在已取得重要成果。当年在流体力学教研室，身为副主任的周光坰先生见证了周培源先生为这一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直到现在，他谈及周培源先生还是会亲切又尊重地称呼“老周先生”。
2013年摄于家中，时年94岁
“老周先生的湍流模式理论是道道地地属于中国人自己提出和研究的方法，他40年代就开始做这个事情，跟着他的人很多都是出名的人。”提起周培源先生的研究，周光坰如数家珍，兴致勃勃，他回忆着当年周培源先生是如何在北大带着黄永念（周培源先生弟子，后任教于北大力学系）和博士生们在湍流领域里研究-实践-再研究-再实践，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的方法比其他西方的都好，我在美国几年都没见到过。目前这一理论的情况有些像边界层理论，起初外界无人知晓，只有德国的L·普朗特带着他的博士生在开展研究，过了20多年才被外界广泛知晓。”周光坰老先生说，这本书一旦写出来后，就自费买一些送给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东方图书馆，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理论。
这位亲自组织加工、拼装、调试出中国第一个低速大风洞的老科学家，为北大力学迈出第一步立下功勋的老教育家，也是位性情之人，对自己的同事、挚友和领头人始终怀着深切的敬爱，至今谈及当年并肩奋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周培源先生是个以身作则的人，那时我每周六直接到他家汇报工作，有一次去就看到他在书房里，那么忙的一位大科学家，自己摇着机械计算机做计算，我心里非常难过……”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仍旧嗓音洪亮，说到激动之处难掩颤音，听者也无不动容。
结语
对周光坰先生的访谈，可谓是一次难得的经历，能最近距离地与新中国力学发展史的见证者面对面，感受那些年代特有的大家风范。目光纯净、态度真挚平易的老人，对自己过去的成就和工作并不侃侃而谈，却时刻不忘自己未尽的责任、未来的心愿。
他牢记着北大力学的荣光、值得传承的宝藏，“中国第一个生产型号模型实验就是在北大大风洞做的，是北大的骄傲，应该好好维护保养起来，并且更新改造、加以利用，比如研究空气污染问题。”
他壮志未已，有着殷切的期望，“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应该由中国人来写。因为在宋朝之前中国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只是后来古代科学尤其是数学远远不行，只有实量数学没有变量数学，缺少专职的科学家并且偏重实用……”
而在老人恳切言谈与激昂情怀背后，流淌着的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眷恋。“我当年可以说是从美国偷跑回来的，死也要死在中国。所以现在老了也要在中国，把要写的书写出来，该做的事做好。”
这正是老一辈中国科学教育者常有的风骨，也是如今北大工学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之内核。正因有这些鞠躬尽瘁、勇扛重任的脊梁，才有如今百花齐放、力争鳌头的工学盛景。愿老人颐享天年，能得见晚梦成真，与后辈共勉！